燕京大学图书馆 积跬步而成其大

编者按：本文是著名藏书家、文史学者韦力先生“北京高校图书馆历史”系列之一，回顾了旧日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钩沉史料，穿插花絮，帮助我们了解京城教育界图书口往日充满学术意味的真切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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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业担任燕大图书馆馆长 使其成为当时大学中最好的图书馆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燕京大学创校时，在北京盔甲厂一带购地建校，因为地域狭窄，图书馆藏书数量很少，汤燕、叶道纯在文中写道：“图书馆只有一间房屋，一个书架，几百本书(是在华北从事教育工作的D.Z.Sheffield遗赠)，馆长是高厚德。图书严重不足。因经费有限，只能购买开课所需图书，历年有所增加。迁出城时已有中文图书15300册，西文图书12024册。”

后来燕京大学图书馆得到燕京学社资助，藏书量快速增加，对于该馆馆舍的变化情况，王宽垒、苏明强在《民国时期的燕京大学图书馆》一文中说：“燕京大学的图书馆最初十分简陋，只有一个房间，藏书不过二百册，因经费有限，只能购买开课所必需的书籍。当时图书馆也仅有少量报刊，是从1922年才开始征订的。随着学生数量的增长，藏书量不断增加，图书馆随之扩充。1920年迁入一较大之室，1921年又得到较大图书室一间，随后合并相邻的两间房屋，又扩充了三间空房为汉文藏书室。可见当时燕京大学图书馆条件简陋、经费有限，也只能购买各学科最紧缺的书籍。狭窄的校舍，简陋的图书馆显然无法满足学生的借阅需求。”

燕大图书馆早期藏书大都是外文书，对于这批书的来由，上文写道：“美国美以美教会派驻中国的驻区会督贝施福，向汇文大学堂遗赠了他所收藏的大量书籍，其中有很多是善本书，它们后来成为燕京大学图书馆西文书收藏中的核心部分。至今在北大图书馆的书库中仍能找到上千册有贝施福亲笔签名的西文书籍。”

对于燕大中文书书藏的建设，张冠生在《晴耕雨读》一书中转引了胡适对洪业的致敬之语：“特别要向洪业博士致敬：他建立燕京大学的中文图书馆，出版《哈佛燕京学报》，而且创办了一项有用的哈佛燕京引得丛书，功劳特别大。”

洪业号煨莲，这是他英文名字的译音。他是福州人，早年父亲在山东为官，洪业跟家人陪伴身边。洪业从山东师范附中毕业后，打算前往上海考海军军校，但父亲的朋友高梦旦建议他回福州读书，于是他在美国传教士办的鹤龄英华书院继续学习。他在英华书院读书期间成绩优良，为此，校长奖给他一部《英华大辞典》。

但是洪业不信奉基督教，他更偏爱中国传统，觉得儒家提倡孝道，而耶稣对母亲说话不敬，在他看来这就属于不孝。洪业的言论引起了传教士的反感，有人建议开除他，但校长的太太为人宽厚，她告诉洪业要懂得读书之法，因为书中的所载有好有坏，要懂得吸收好的东西，更何况《圣经》流传这么久，语言文字已经转换了几次，难免有错误和前后矛盾的地方，因此读书要懂得鉴别。

这件事对洪业影响很大，让他懂得了吸收他人所长，后来他得到了美国人克劳福德的捐款，得以前往美国留学。在美期间，他学习演讲，因为他英语极其流利，并且遣词丰富，故在美国很有名气。1922年，司徒雷登为筹办燕京大学回到美国，期间前去拜访洪业，聘请洪业为燕大历史系助教，但同时司徒雷登让洪业继续留在美国一年，以他超级好的口才来帮助燕大募款。

洪业的学识和口才在募款中起到了巨大作用，他每到一处都会系统讲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同时呼吁听众为燕大捐款。在一年的时间内，他募集到了上百万美元，有位听众欣赏洪业的口才，为其所讲的故事而感动，特意捐款7000美元，并指定燕大用这笔钱建一所房屋给洪业居住。

1923年8月，洪业回国后，执教于燕大历史系，同时担任燕大图书馆馆长。对于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洪松生著《浦村漫笔》中有《我国近代杰出的教育家、史学家洪业》一文，该文讲道：“洪业深知图书馆工作在教学和科研中的地位，早在1923年，洪业就致力于图书馆建设。他担任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期间，制定了科学的管理制度，重视古籍善本图书的收集和整理，千方百计筹措资金，扩充中外图书设备，使燕京大学图书馆在短时间内图书数量骤增，成为当时大学中最好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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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顾颉刚为该校购进的大量中文古籍中 洪业发现了重要史料

在洪业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请燕大教授顾颉刚为该校购进大量中文古籍，洪业从这些书中发现了重要史料，他在《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一文中说：“民国二十四年夏间，顾颉刚先生为燕京大学图书馆访购图书，遇见《方舆胜略》一部。此书十八卷，而其后附外夷六卷。”

对于这部书，洪业查了许多史料：“这部书不见于《明史·艺文志》中。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地理类，有‘冯如京方舆胜览，程百一方舆胜览’。书名不相符，撰人之名又两误，且不记卷数，可知黄氏并未看见原书。我又稍检今昔藏书家目录数十种，除了徐秉义的《培林堂书目》，和日本《内阁文库汉书目录》，曾著录此书外，其余则还未检著。就此，已可见此书不易多得。”由此可见，洪业对目录版本学十分熟悉。

1934年2月，顾颉刚和谭其骧共同创办了《禹贡》半月刊，同时成立了禹贡学会。洪业仔细研究了《方舆胜略》中所附的利玛窦《山海舆地全图》后，写出了这篇长文，而后发表在《禹贡》上。《禹贡》为此专编了一期“利玛窦世界地图专号”，洪业以其超级强的语言天赋写出了近五十页的长文，文章引用了中国古籍、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英文、日文等相关史料。禹贡学会为此还专门发了单页启事：“中国人之知世界，实始于利玛窦之绘制地图，曰《山海舆地全图》，曰《坤舆万国全图》。二者皆尠传本。今幸前一图得之明本《方舆纪略》，后一图亦借得明李之藻刻本之照片。并经燕大教授洪煨莲先生之探讨，更得不少史料。足以知利氏制刻各图之经过，全图几次修订而成者。”

洪业不仅能够娴熟地应用西方史料，对中国古籍文献也有深入研究，为此，他想将两者做出结合。他发现中国古书没有索引，这对于文献检索造成困惑，于是他在哈佛燕京学社创办了引得编纂处，由自己担任主任一职。

“引得”就是索引，洪业坚持用英文译音引得，他在《引得说》中解释说：“英文中之index原意谓指点假借而为一种学术工具之名。日本人译之为‘索引’。中国人沿用日译，或转变而为‘索隐’。我们改译作引得，不过以其与西人原词之音与义皆较近而已。”

为什么要给古书编纂引得呢？洪业认为：“若许书籍，何从读起？无目录，则难以知其种类；无引得，则难以探其内容也。然则引得者，助人多读书，助人善读其书之工具也。”在他看来，编引得是为学界做功德事：“我常想：编纂这些书的人，虽算不得有什么阐扬圣道、方轨文章的大功，但只就其曾为学者省了一分心血，已可谓是一种功德。”

从1930年9月，引得编纂处成立，到1946年，洪业应哈佛之邀赴美讲学，他主持此工作达16年之久。他离开北平后，引得编纂处继续存在了5年，由他的学生聂崇岐、齐思和等人负责。编纂处存在的21年中，共编纂出引得64种，81册。其中有《说苑引得》《白虎通引得》《历代同姓名录引得》，同时也有目录学上极为重要的《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可谓成绩巨大。顾颉刚夸赞引得编纂处的工作时称：“是中西交通之后有计划的引用外国整理书籍的方法于中国的第一次。”

洪业十分重视历史典籍的史料性，1935年9月19日《大公报·图书副刊》报道了燕大图书馆出版《太平天国起义记》的消息：“此本系洪秀全亲密之堂弟洪仁玕于1852年在香港口述，经瑞士巴色会教士韩山文译成英文，于1854年出版，欧美人士称为太平天国最真确可靠之史料。以故海外争相转载翻印。顾国中则罕见其书，前年燕京大学洪煨莲教授得1863年翻本印之，经简君又文译成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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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钰和顾颉刚燕大藏书的不同命运

燕京图书馆的藏书，除了自购外，还有些是他人的寄存，该馆最著名的寄存之书乃是章钰四当斋藏书，对于此批书的寄存经过，胡海帆在《章氏四当斋李氏泰华楼旧藏与燕京大学图书馆》一文中有详细讲述。

1937年10月23日，燕大与章钰遗孀章王丹芬及子女签订了《赠与及寄托霜根老人四当斋遗书契约》。《契约》中谈到了此批书寄存的原因：“缘甲方(指章王丹芬)先夫霜根老人式之公，家寒力学，平时节衣缩食，遇有所余，辄以购书，自念其得之非易，昕夕勤读，并以‘霜根老人四当斋藏书’命其积年所集，……先夫箦遗言，即以藏书赠诸甲方，分配处分。由甲方定之。甲方因念乙方(指燕大)学校之缔造，其艰苦正与甲方先夫采集书籍相同，除略选留有其手泽及善本书数种，暂行寄托乙方保管以备传诸后人外，其余悉赠乙方。乙方……愿保存藏书原用之名称，由乙方另辟专室庋藏之。乙方又为纪念霜根老人终身苦读起见，愿将霜根老人生前所用文具书案等件一并陈列。”

燕京大学图书馆收到这批书后，请顾廷龙为之编目。对于这批寄存书的价值，胡海帆在文中称：“章钰最大成就在于校书。辛亥以后曾发愤遍校群书，民国年间，每日丹黄不倦。从书目上卷可知，章氏一生手校、手抄之书多达一万五千卷，因此有人说他是民国以来校书数量除傅增湘以外，再无人出其右的校雠大家。”

顾廷龙在其所编《章氏四当斋藏书目》的跋中也点到了这个特色：“(章钰)凡治一书，必贯首尾，点勘多至六七周不倦，即数百卷之巨帙，不止一种，而亦校不一次，益为难能，拾遗补缺，阐扬数百年来未发之覆，功在学术，不可没也。按程日课，新知创见，伤事感时，随书卷末，所作题识，可以越缦、缘督日记视之，至若蝇头细字，琳琅五色，妍舞行间，尤为校本生色，世难其俦，人间至宝。”

这份寄存合约约定寄存期为五年，后来因为战争，到期后这批书仍然存在燕大：“解放后，章氏家人决定将寄存燕大的藏书捐献国家。1952年经章钰之子章元善之手，寄存在燕大的四当斋藏书全部捐献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1952年10月举行了捐献仪式。章家捐献给北图的四当斋藏书，包括章钰手校、手抄及善本书，即藏书目上卷、上卷补遗、中卷所含。总计937种，6456册。”而章钰旧藏中的普通古籍部分最终都归了燕大。

另外，顾颉刚的藏书也寄存在了燕大。“七七事变”后，顾颉刚离开北平，委托顾廷龙负责把他的七万多册藏书存在燕大。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大被日本人接管，顾颉刚的那批藏书下落不明。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转天，顾颉刚就开始清理自己的损失，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填抗战财产损失表”，9月5日又写道：“报载司徒雷登先生来渝谈话，谓燕大图书仪器已被劫一空，然则予所存书必已无望。此中有三十余年之信札及零碎稿件，尤足惜也。”

顾颉刚分别给顾廷龙和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写信，请他们帮助寻找藏书下落，陆志韦在回信中告诉顾颉刚：“所存书籍，凡在校务长住宅地窖者(即临湖轩)，剽窃无遗，惟书摊上间或发现一二册，不足应用。其在男生宿舍楼顶者，尚留一部分，在乱书堆中发现，年前或可整理清楚，当将细目奉告，损失之巨，至堪痛心。”

当时顾颉刚还通过洪业来打听藏书下落，洪业在回信中说：“以弟所闻，一年以前东安市场已常见有吾兄藏书，各摊出卖者，殆日寇劫夺盗卖之余也。……秋间复校时，临湖轩内一无所有，图书馆内书籍乱堆如山，据闻多系从各楼顶移来者，聂筱珊现正从事清理，其中亦时发见有吾兄之书，闻将聚集一处，以待将来奉还。”

洪业在信中提到的聂筱珊当时任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后来顾颉刚又得到了顾廷龙的回信：“知予书原存燕大四楼顶及临湖轩两处，存燕大楼顶者一部分存燕大，一部为教部接收。存临湖轩者为日军取去，查无下落。此部分似未经新民会手，或能全部发现，或竟全部消灭。”读到这些往事，不禁令人感慨书籍命运之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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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 国内外捐赠了大量图书

因为这场战争，燕京大学藏书损失巨大，汤燕、叶道纯在文中写道：“抗战胜利后，聂崇岐先生受任为图书馆整理委员会，搜寻失书。总共损失31907册，约当馆藏十分之一。其中散失西文东方学书籍无法弥补。”

抗战胜利后，国内外向燕大图书馆捐赠了大量图书，王宽垒在文中转引道：“图书馆新到各方捐赠书籍杂志甚多。其中有孔祥熙博士捐赠之哲学书籍一七七册。国立北平图书馆捐赠之科学杂志十八种，共四三二册，皆系本校所残缺者。牛津大学捐赠之各科书籍一八七册，教育部上海办事处所捐赠自美获得之各科书籍一四一册，科学杂志二三种，一零零五册。”余外，得到的捐赠还有：“1948年哈佛燕京学社向燕大图书馆捐赠大批科学书籍，美国德萨斯州立学院捐赠家政学书籍8种10册，联合国文教委员会捐赠1947年版大英百科全书24册，牛津大学捐赠各科书籍124种163册，其中有1946年版之大英百科全书1部。”最终，燕京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量在中国大学中仍名列前茅：“从最初的几百册扩充到几十万册，到1951年燕京大学撤销之前，馆藏数量达到了四十余万册，加上未编书刊十八万册，仅次于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位居第三位。”

燕大图书馆的藏书中，较有名气者乃是跟《红楼梦》有关的几部书，吴晓铃在《红楼梦书录》中著录的“过录乾隆庚辰秋脂砚斋四阅评本石头记”写道：“此本徐郙旧藏，后归燕京大学图书馆，陶洙等有摄影本。一九四九年初，琉璃厂多文阁魏广洲经鉴古斋萧福之介，自大乘巷徐氏得此书，授余，索金十条，余嘱送国际饭店郑西谛师，师函燕京大学陆志韦校长，陆交图书馆，聂崇琦师办，以美金八十五元致之。”

朱洪在其所著的《胡适：努力人生》中也谈到了这件事：“次日晚上，胡适读王梦鸥送来的《庚辰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前年，胡适在林语堂家中看见这部书的影印本，就想托人买一部，但一直没有买，今天突然收到此书，格外高兴。书的首页盖有‘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印章，胡适立即明白了，这本《庚辰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正是自己1933年校阅过并且写了几千字长跋的原书。此书原在徐星署家，是王克敏借来给自己看的，后来此书就归王克敏了。王克敏的藏书后来都归燕京大学，所以有‘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印章。燕大并归北大后，此书现藏在北大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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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寻访，可惜无果

合并后的燕京大学最终在盔甲厂校舍办学，图书馆也处在这里，而今从网上的信息已难查出学校在盔甲厂的哪个具体位置。2022年4月16日，我打车前去寻找，盔甲厂胡同处在北京站东侧，这一带难以停车，在路口下车后我步行前往。远远地望着火车站广场，上面几乎看不到乘客。在北京西站修建完成前，北京站是京城几个火车站中规模最大的一座，1959年，这座火车站成为北京十大建筑之一。当年这里人海如潮，为了乘车，我有时在广场上排队排几个小时之久，今日见到的情形，与印象中反差太大，难免唏嘘一番。

从小巷走到盔甲厂胡同呈丁字形，正冲路口的是派出所，胡同中看不到行人，我决定先往右侧探访。在路口的拐角处看到一座粉红色的二层建筑，楼的外观做过改装，贴了一些石膏制的罗马柱，我本能地猜测这应当与燕京大学有点关联。该处的门牌号是盔甲厂9号，门柱上挂着“北京市东城区明城幼儿园”的招牌。从名称上看不出与燕大有关联，此处大门上着锁，不知道是否是因疫情关闭了。

幼儿园对面有一座黄色的二层小楼，现为北京中安宾馆，该宾馆的外墙上挂着几个展板，还有一块介绍牌，上面写明“埃德加·斯诺与海伦·斯诺北京居住地旧址(1935-1937)”。介绍牌上有二人的放大照片，并且注明“《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写作地旧址”，未承想这部流传甚广的著作竟然写于该处，这更加让我猜测对门的幼儿园应该是燕京大学的旧址。

继续前行，走出一百米就到了胡同的西头，与之相交的胡同名为抽屉胡同，展眼望去，抽屉胡同全建成了六层小板楼，于是掉头回返，向胡同的东头走去。这条胡同不宽，但还能行车，胡同全长好像不到二百米，因为东头立有告示牌“此巷不通”。我在这一带只看到了一个较大的院落，此处是盔甲厂2号，门口挂着“北京辰兴印刷有限公司”的招牌。走进院中，里面是街道办工厂的痕迹，感觉这里不像学校旧址。

转完整条胡同，我还是觉得那个幼儿园更有可能是燕大旧址，可惜那里没有挂一块介绍牌。

供图/韦力